关于领导们说答朋友问
Posted on 7 January 2009 under xn--uct.com | edit
朋友问：
层层政府及领导们总爱说：
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呈螺旋式、迂回式前进，
在改革的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
错了改过来就行了。这样的话，政府不是永远
没有错吗，有错也是应该出现的了。我想，上边
的职责是不是应该把前进道路中的螺旋、迂回尽
量让旋的小点回的轻点呢？这旋和回有没有评价
的尺度呢
谈到经济问题，总让下边纵向比，不要横向比，
总体经济水平比以前提高多少，个人收入比以前
番了多少倍，只比自己，别比别人比自己高多少。
（经济增长幅度是衡量政府能力的唯一标准吗？
不让横向比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减少对贫富不均、
贫富差距的看法呢）
还有，国家每采取一项大的举措，制定政策的时候，
肯定会征求多方专家意见及论证，照搬任何先进国家
的经验也不可能适合我国的国情，他们制定政策的
同时有没有负面的分析呢？预测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的问题及对策，不能老出现大失误吧。
关于领导们说答朋友问（一）
前进的道路之所以是曲折的，是因为：
一、 划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大家虽然都在一条船上，但大家想去的方向不一样，尽管有人掌舵，但大家的力量用的不一样，最后的方向就会出乎大家的预料。
二、 而所有这船上的老百姓其实也都在用劲，比如舆论、不满情绪等等，那么随着老百姓自身生活的变化，老百姓用力的方向也会不同，力量的此消彼涨也会造成方向的不同。
三、 为什么要曲折或转向？那就是因为前面的方向有问题了呀，就是犯错误了，不然换什么方向。怎么能说政府永远没有错。但有错就应该改正，难道还要执意错下去，一直等到别人来替换才改正？
比如，中国的改革。
中国不是没有苏联、南斯拉夫、东欧那些国家那样的整体改革方案。而是设计了前后共14套，“爆炸式”的全体卖掉的方案。（见易刚的《中国货币化进程》）
就在这些方案实施的前期，**发生了，可以说，就是**抑制了这一方案的全面推行。
这就是为什么右派知识分子怀念赵紫阳的原因，因为中国是有可能变成俄罗斯的，而赵紫阳就是一个没有成功的戈尔巴乔夫。当然，后来他们力推朱去完成这个事业，但由于另外两位的制肘，他的整套下岗计划实施的也不完全，整套的教育、医疗市场化计划也没有全部实施。
如果，没有**，没有邓小平，先解体的恐怕是中国。
因为，89年中国还没有完成市场化，与前苏联国家一样，货币紧缺、生活用品紧缺。这时候卖掉国有企业，只能是两种方式：
不管公正，但注重国家民族性，如俄罗斯。不容许外资购买，只容许本国人购买，要知道，这些国家根本没有发行足够购买这些企业的货币，那就只能是有关系的人强买强占。而生活用品紧缺，本来是平均分的还将将够，现在放开市场价格，有人可以任意多买了，其他就必定有人不够，那么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弹性是相当小的，就是你不会因为价格高而可以不买，势必强需求下价格高涨，那么就是卢布贬值了（根本不是卢布发多了，而是大多数卢布都要去买粮食、衣服这些原来苏联生产的很少的生活必须品）美圆汇率狂升，因为用美圆可以在一些商店里购买进口食物，而公平分给大家的股票呢，当然是大多数人都换了东西吃，所以产生更多的新贵是正常的。目前莫斯科的消费水平是世界最高的。那是把鸡给了少数人，换了几个蛋。
注重公正，世界性，如匈牙利，60以上的国有企业掌握在外资手中，实际说公正，只是西欧的资本家能够出的起较高的价格，而绝对不是这些企业的实际价值，只要整修一下，利润就翻几倍。
记得你和我说过的医院吧？如果没有**，你今天已经在私立医院中上班了，当然，如果我们选择了匈牙利式的公正，你也有可能有个外国老板，你就是外企员工了，能过的比今天好。匈牙利目前没有一家银行是本国的。中国在几年之内又回到了“黄金十年”的时代的外国资本占有率。那是把鸡卖了，说我们分到了更多的蛋。
那时，不会是两个党派，您看看现在各派内部掐的，就知道会有的是党派，大家先民主吧，竞选吧，各自都说的比唱的好听很多倍。既然分了许多党派，那么势必就有些党派的力量不够，那么怎么办，一定会有国家愿意支持某个党派，日本支持一党，美国支持一党，俄罗斯再支持一党，这种乱局下，西藏独立，台湾独立，是顺理成章的，至少我们所看见的其他国家是这样的。新疆就是我们的车臣，除了邓小平，难道还有第二个人有普京的打的勇气吗？分吧，分吧，上海为什么还要支援甘肃，哪个省份还愿意把税收上缴北京？
老百姓呢？要知道，苏联是有一个社会保障系统的，这个系统到去年才取消，就是所有的公民都可以领到退休金虽然只有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元的卢布，但可以保证吃饭。中国呢？绝大多数人都是依赖企业作为终身保障的，农民更是没有任何保障，十几亿人。
中国过去每十年就一折腾，57、5867、6877、7888、89，而目前已经有15年的消停了，这至少可以说是往好的方向转变吧？这不是说这些年没有存在动变的因素，而是合力抵消的动变的结果。
正如易刚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由于各方面的互相反对与制约，所有的改革方案没有一个照原样进行了，都做了方方面面的修整，也没有完全不进行。
要保守吧，有改革的力量督着呢，要改革吧，你想全卖光也卖不成，就是这样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中国避免了大的失误，也保证了整体逐步前进，什么事情都是试吧着来的。连续多年的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在这样一个大系统内，如果有任何大的干扰都是达不到的。
关于领导们说答朋友问（二）
说到经济问题，如果真横向比，知识分子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意见了。如今是干最脏最累最重的工作的人，工资最低。但所有于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的。高楼大厦、服装鞋帽、环境卫生、汽车电器、哪一样不是这些人生产的？
大家所说的横向比不是真正的横向比，而是向上比，是拿一千的比两千的，拿一万的比两万的。
贫富是不均的，但最大的贫富不均不是我们看到的这种贫富不均——是城乡差异、是地区差异、是脑体差异。
中国目前的年人均GDP是1090美圆，就是月均收入750元，农民的月均收入是220元；如果你的收入是在1500元以上，你不管和别人比怎么样，你都已经是中国最富裕的百分之十以内的人了，因为还有那百分之九十要解决呢，可你能说你拿一千五月薪是富人吗？
政府怎么办呢，他应该管什么人呢？他首先要管的是月均收入在220元以下的那部分。所以，有点钱了，减免农业税啊，建立社会保障啊。
他可不可以让大家拿的一样多？可以，那就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了，大家都一样，又没有效率啦。中国历史上历朝都存在这个问题，开国的土地基本都是平均分配的（功臣赐地除外），但如果容许土地买卖，那么兼并就是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所以，汉朝的制度是削富，穷人不管，富过3000亩土地以上流放，迁到边远地区。唐朝则是不可以有最穷，分穷人与最底限量的土地，富则不管。
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大概要采用类似唐朝的方式。
关于领导们说答朋友问（三）
“还有，国家每采取一项大的举措，制定政策的时候，肯定会征求多方专家意见及论证，照搬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也不可能适合我国的国情，他们制定政策的同时有没有负面的分析呢？预测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对策，不能老出现大失误吧。”
你虽然没有搞过管理，但提出的意见还是很到为位的。
我通过自己的管理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负面影响、没有问题的政策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跟我说：这东西好的不得了，照我说的做就一定能如何如何。
我会笑嘻嘻的点头，然后肚子里说：扯淡。
所以，一项政策实施前，不要看重什么可行性分析报告（我见过那种报告，天花乱缀），首先要问的是：有哪些负面影响？可能产生哪些后果？这些后果要不要命？是不是我能承受的？超没超过20？
如果一点毛病都没有的“政策”，你一定不能推行，结果多半是要命的。
因为，社会这个东西就象个硕大无比的台球案子，还不是你完全能看见所有的球的，你投一个球进去，说是要投到东边，可你碰到一个球就向了南，再碰一个又向了西，同时碰到三个，这三个球就去了三个方向，而设计者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球出去会碰到几个球。
比如，胡鞍钢看到有的电厂使用率不足，就给总理写报告电场建多了，过热了，浪费了，好，我们那朱总就决定了，三年之内不准建电厂，怎么样？如今，多少地方停电？
比如，说国企效率低，减员之后可以提高效率，咱们不说那些减员卖掉之后的国企效率高的没有，减下来的人呢？你作为一个国家是可以把他们丢国外去还是可以消灭？你不还是得管吗？背着和抱着有什么区别吗？
管，钱从哪儿来？又有学者出主意了，接着卖——都卖光了怎么办？可以收税，国外都是那么做的。
要知道，目前中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只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几，而国外的这部分支出占40左右，个人所得税也高达40-50，所得税负担最重的就是中间这层人80的人。中国1000元的月收入就算是高收入了，你让他交出400来——可能吗？
我同学在加拿大，工资3000加币，月税1000多，出去吃20元的饭，还要再缴3块的税2块的小费。这方法实行下来，这论坛上所有的人都是这办法最终的主要出钱者。就算你们都有这么高尚，不是所有的这层人都有这个觉悟的。
中国的专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只是专家。
他没有经营过企业，搞过政府或其他任何的管理，他出的主意多半是逻辑推理而来，而影响他逻辑推理的条件一变，那结果是一定会变的。就算是搞过企业的人，他仅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还是整不清楚一个国家整体的问题。
其实，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政府下来一个政策，说目的是如何如何，你看吧，结果肯定不是那个目的，我最开始关注政治经济问题也主要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混帐政策，这时候往往政策的执行者，和我们这些被执行者一起骂。因为他们管这个，他们清楚问题在哪儿。
所以，我们对政府政策的发言，多半是批评性质的，就是说，你那个政策下来可能撞到什么球，可能向什么方向跑偏。这是提供一个我们在下面看问题的角度。是不是我们说的一定对？当然不是，因为还有很多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此，政府在决定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确实需要征询多方面的意见，而且主要问说坏的意见，这应该来自：专家、基层执行者、基层被执行者、社会闲杂等等，最终权衡之后再做决定。当然，这又会有效率不高的毛病存在。但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太雷厉风行并不是好事，因为一个小错误可能放大的极大，而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比如，有个村的农民将土地深翻一尺，收成提高了，主席说这不错，可以推广，下面就有深翻一丈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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